马溶之：中国土壤地理的奠基者|人物

导   读

马溶之先生是我国著名土壤学家, 首任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所长。由于他的广泛实践、深入探索和勇于创新, 对中国土壤地理, 包括土壤制图、土壤区划和土壤分布规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土壤分类的革新者, 推动了不同时期中国土壤分类的发展, 其中, 对干旱土、紫色土和水稻土有创新性研究。

由于马先生对古土壤发生演化的研究, 提供了古环境变化和黄土的生成信息, 丰富了第四纪研究的内容, 并从农业土壤研究的实践出发, 深刻认识人为作用对土壤的影响, 马先生有远见地意识到“人类世”的来临。作为全国土壤科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马先生在为土壤资源开发、土壤改良和粮食安全以及为国民经济的建设呕心沥血而受到广泛的赞扬和尊敬。

文/龚子同（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第四纪研究（2008年第5期），原题为“缅怀马溶之教授——纪念马溶之诞辰100周年”。

马溶之先生( 1908~ 1976 ) 河北省定县人。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地质地理系, 受业于第四纪地质学家巴尔博( G􀀂B. Barbour), 1934~ 1952年在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土壤研究室任技正、室主任等职; 1952~ 1965年在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任所长; 1965~ 1972年在中国科学院综考会任副主任;1972年以后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队长、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土壤学会会志总编辑、中国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委员等。曾被选为第一、二届江苏省人大代表,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马先生毕生致力于土壤地理学的研究工作。对土壤地理、土壤分类、第四纪地质和土壤资源利用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建树。

马先生十分关心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 他积极承担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科研任务, 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马先生在国际土壤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1957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的称号。曾数次率领我国土壤学会代表团参加国际土壤学大会, 先后访问过前苏联、德国、法国、古巴、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加纳、马里、几内亚等国家, 为国际学术交流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值此马溶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我们深切缅怀他对我国土壤科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的重要贡献。学习他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土壤科学的献身精神, 以促进土壤学科的发展并使之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中国土壤地理的奠基者

虽然早在2500多年前我国就有九州土壤的记载, 但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近代土壤学的研究。在此以前我国有那些土壤? 怎样分布? 性质怎样是没有人可以回答的。1930 年, 在当时的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土壤研究室。在美国著名土壤学家C.F.马伯特( C.F. Marbut)派来的J. 梭颇( J.Tho rp)技术指导下, 凭借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良好的学术氛围, 马先生受到现代土壤学的训练, 由此奠定了他承前启后开拓中国土壤学的学术基础。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 马先生成为了我国土壤学界的领军人物。由于他的广泛实践、不断创新和成绩卓著, 终于成为我国土壤地理界的一代宗师。20世纪中叶, 通过与前苏联И.П.格拉西莫夫院士、B.A 柯夫达通讯院士以及其他的国际合作, 使马先生成了国际著名的土壤地理学家。

今天当我们看到一本又一本的土壤地理著作、一张又一张土壤图, 不能不想起马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在土壤调查制图、土壤分类、土壤区划和土壤地理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1.1土壤制图

土壤图是土壤空间分异规律的客观反映。1936年J. 梭颇所编《中国之土壤》 一书中所附的土壤图西部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 一个图斑可以跨越几个省份。1941年马先生与朱莲青合编了《中国土壤概图( 1：1000万)》, 制图单元划分11个大类, 次级再分单区或复区。该图除西藏部分地区外, 全国均有所描述, 初步反映我国土壤分布的概况。1949年马先生重编《中国土壤图( 1：800万)》, 明确地划分了土区和亚区两级制图单元共60个。根据生物、气候和大的土壤类型划分土区, 根据土区中不同的土壤组合分亚区, 他将土壤分区与类型结合起来,使制图单元系统具有分区系统的格局。该图是我国第一幅比较完整的土壤图。

1955年И.П.格拉西莫夫与马先生合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图( 1：400万)》, 引入了发生学观点和土壤地带性学说, 该图划分出相当于土类的42个制图单元。第一次在全国土壤图上将山地土壤与平地土壤分为两大系列, 图例系统的排列自北而南, 先地带性土壤, 后隐域性土壤——这样使该图能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我国各发生土类的地带性以及隐域性土壤的分布状况, 并体现出我国由土区、亚区为制图单元的概图发展到以发生类型为单元的土壤类型图的转变。随着资料的积累, 1958年马先生重新编制了《中国土壤图( 1：800万)》, 1959年他与文振旺为全国自然区划又重新编制了《中国土壤图( 1 ：400万) 》。

1962年马先生与何金海编制了《中国土壤图（1:400万）》(草图) , 在此基础上于1965年正式编制成国家自然地图集的《中国土壤图( 1：1000万)》。土壤图中分出了许多旱作土壤类型, 列出了不同地区的水稻土, 确立了耕种土壤在分类和制图中的地位。

马先生基于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对土壤空间分异的科学认识, 先后编制了一幅又一幅更完整的中国土壤图, 是我国土壤制图的奠基者。

1.2  土壤区划

土壤区划是土壤群体地域划分的体现, 马先生是我国土壤区划的首创者。

早在20世纪30年代, 我国土壤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 根据土壤地理分布规律的复杂性, 进行土壤复区和土壤组合的研究, 马先生与侯光炯1934年在江西南昌地区调查时, 就提出了土壤复区的概念, 当时命名为土域( so il area)。

50年代初, 马先生在苏联土壤学派的影响下,他与文振旺、汪安球等拟制了第一个全国土壤区划草案。该草案采用土壤带和土壤区的区划系统, 将全国土壤划分为7个土壤带, 即灰化土带、黑钙土带、灰钙土带、棕色森林土带、黄壤及红壤带和青藏高原山地草甸土带。继而根据自然环境或人为作用影响下土壤地理分布组合, 以及土壤在生产利用方面的特点, 将全国划分为38个土区。

195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成立,马先生和文振旺一起承担土壤区划任务。新的全国土壤区划草案将平地土壤和山地土壤分开, 共划分出9个平地土壤带和6个山地土壤带, 续分出55个土区。1958年发表的“以农业发展为目的的土壤区划的原则”和1959年出版的《中国土壤区划》(初稿) 是马先生在土壤区划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对当时制定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全国综合农业区划以及农业发展规划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黄秉维先生非常推崇马先生所做的贡献。他说: “1958年3月间, 马溶之、文振旺、吴征镒、黄秉维等经过十多天的商讨,不但大大修改了1957年所提出的区划原则和方法,并编制了与黄秉维1957 年方案完全不同的区划图。”“应该指出, 综合自然区划图是在气侯区划、土壤区划、植被区划等项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 没有这些基础, 便不可能编制出中国自然区划图。”

1.3 土壤地理分布

马先生为探索我国土壤的地理分布规律, 曾历尽艰辛, 几度深入高原、边区和僻壤, 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56年, 作为奠定中国土壤地理分布模式和理论著作的“中国土壤的地理分布规律”一文问世, 标志着我国土壤地理研究的新水平。马先生第一个图示了欧亚大陆和全国土壤地理分布模式, 从理论上高度概括了欧亚大陆和全国土壤随热量与水分的生物气侯带和地区而变异的纬度地带谱和经度地带谱。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虽然此文发表已有半个世纪, 却仍不失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马先生对山地土壤的分布特点作了大量研究,建立了中国土被不同水平地带中的垂直分布规律和垂直结构分类。他指出“山地土壤的垂直区带(现称垂直带)虽然与所在地以北的水平区带(现称水平地带)有类似的特征, 但是由于山地与平地的地势特点不同, 水热情况和植物群落差异很大, 土壤的发育和特征不一样, 土壤利用也不相同。一般地说,寒带与寒温带的土壤垂直区带与其北的水平区带类同, 而温带地区差别较大, 及至亚热带、热带则几乎完全不同”。这一认识比前苏联И.П.格拉西莫夫把山区土壤归纳为同源、相似和独特三组的观点更加明确。

他在1965年发表的“中国山地土壤地理分布规律”一文中, 进一步根据山地的地理位置、形态、走向、地势高低等因素将全国山地土被按垂直带谱成分划分为36种, 用以反映我国这样一个多山国家的复杂多变的土被的差异。同时按垂直带谱排列的形式作了具创意的土被结构分类——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罕见的。

刘东生先生非常赞赏马先生对土壤地理规律的认识和概括能力。他说: “马先生在像新疆那样辽阔的科学空白地区。在当年困难的条件下, 只身一人, 跑几条路线, 就能在科学上概括出土壤分类、命名和空间分布的规律性, 他这种善于概括的非凡能力, 真让我们这些后辈折服。”

我国土壤地理就是这样在马先生的领导下, 由分散到集中, 由局部到整体, 由经验上升为理论的发展过程。

2 中国土壤分类的革新者

土壤分类是根据土壤发生发展规律对土壤个体所作的科学区分, 是土壤学的核心内容。马先生是我国土壤分类的不断革新者。

2.1善于接受新思想

20世纪30~ 40年代, 马先生和他的同事们, 参照当时美国C.F. 马伯特土壤分类, 于1941年拟订我国最早的土壤分类系统, 并在我国初步记述2000多个土系, 为以后的土壤分类奠定了基础; 50年代马先生率先吸收前苏联土壤分类的经验, 按地带性学说和地理发生学原则, 拟订了许多新的土类, 其中有西北干旱区的棕色荒漠土和灰棕荒漠土、东北山前的灰色森林土、华北的褐色土、黄土高原的灰褐土、华中的黄褐土、华南的砖红壤性红壤以及高山荒漠土等, 从而丰富了我国土壤分类的内容, 使我国土壤分类走上发生分类的道路; 50年代末, 马先生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以耕地为中心的第一次土壤普查, 他直接感受到土壤在耕种影响下的变化。他在“关于我国土壤分类问题的商榷”一文中, 特别强调人为作用下耕作土壤的特殊性, 深刻影响着此后的我国耕作土壤分类研究。

2.2  若干土类的创见

马先生对土壤分类贡献是多方面的, 其中对干旱土、紫色土和水稻土的分类研究贡献最大。

首先, 马先生长期在天山南北以及甘肃、青海地区工作, 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 当苏联学者认为我国西部的地带性土壤为灰钙土的时候, 他在“新疆中部之土壤地理”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漠钙土”的概念, 并进一步划分出天山南麓的棕漠钙土和天山北麓的灰漠钙土。前者为荒漠环境、土壤剖面上无CaCO3 移动, 有机质含量< 0.5% 的干旱土; 后者为半荒漠环境下, 土壤剖面上CaCO3 弱移动, 有机质量> 0.5% 的干旱土。以后土壤分类的名称虽有改变, 但其分类的理念和分类的指标是马先生首创的。

其次, 关于紫色土,1936年J. 梭颇称紫色土为紫棕壤, 他说“紫棕壤之颜色、物理性质, 甚至化学性质, 与岩石有直接关系。”И.П.格拉西莫夫说他在世界上没有见过这种土壤。早在20世纪40年代马先生根据此种土壤母质所赋予的特有的“紫色”形态, 首次对紫色土进行分类, 将紫色土划分为碱性、中性和酸性3个亚类, 并列举了紫色土的一些土系。像其他岩成土分类一样, 马先生将土壤的岩性特征用于土壤分类的指导思想, 一直沿用至今。

更重要的是, 马先生对水稻土分类的贡献。我国有悠久的农业历史, 人为作用对土壤的影响十分巨大。侯光炯、马溶之在研究水稻土时注意到水稻土形成与人为灌水的关系,进而将水稻土划分为淹育、渗育、潴育和潜育等亚类。1935年侯光炯与马溶之在英国牛津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上宣读了“江西南昌地区灰化水稻土的形态特点”论文, 提出了 “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壤类型 , 从此“水稻土”的名称传遍世界。

2.3 推动土壤系统分类

值得提出的是, 1964 年5月, 马先生在古巴考察时, 得到美国农业部编者的《SoilTaxonomy》(土壤系统分类)原著, 马先生当时就对赵其国说: “这本书一定要带回所组织翻译, 并尽快研究土壤系统分类, 以便使我国土壤分类与国际分类接轨。”回国后立即组织了翻译, 这对我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有直接影响。经过20多年的努力, 今天我国土壤系统分类已取得了重大进展, 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 这与马先生在土壤分类方面研究的积累和富有预先性的创导是分开不的。

3 对第四纪地质研究的贡献

马先生学术思想活跃、知识广博。他开拓了古土壤学的研究, 并以此来分析第四纪地层的成因类型、古地理环境变迁以及第四纪研究中的重大课题——黄土问题, 从而丰富了第四纪研究的内容。

3.1 开拓古土壤研究

马先生在“中国土壤的地理分布规律”一文中强调指出, “我们要研究土壤的地理分布规律, 不但必须研究现阶段发生土类的发育规律, 同时还要研究地质时期的土壤发育过程。我们需要认识那些是地质时期的古土壤, 也要研究目前土壤的发育方向”。这表明马先生很早就认识到研究古土壤的重要性。早在1948 年“土壤剖面之研究及其地文意义”一文中他就论及“古土壤学之研究范围, 虽可及于坚硬岩层, 但古剖面之保存, 以在未凝固之地层中, 较为完善”。如今我们涉及的黄土高原和下蜀黄土地区的古土壤, 安徽淮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和太湖地区中的古土壤, 以及皖、赣、湘等地的第四纪古红土等, 均证实了他的真知灼见。纵观国外, 如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诸多国家的古土壤研究亦印证了这一观点。马先生指出:“而那些古土壤, 有的仍然埋藏在地层中, 有的则因为侵蚀而显露在地表, 形成现阶段土壤发育的母质”。显然, 这就是古土壤分类的雏形, 亦即现在国际古土壤分类四大类型中所指的“埋藏土”和“裸露埋藏土”两个主要类型。

3.2 阐明古土壤记录的地理环境信息

古土壤是地理环境变化信息的记录者。马先生用土壤发生学观点研究了第四纪地层, 特别土状堆积物中或多或少保留着的土壤剖面, 据此推断古土壤形成的生物气候条件, 对再造第四纪古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作用。他在“对第四纪地层的成因类型和中国第四纪古地理环境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指出, 在早更新世, 中国境内的自然带已经逐渐形成,大约包括热带和亚热带森林、温带草原和温带荒漠等, 但这些自然区带的界限与现代并不相同。

他根据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第三纪玄武岩风化体上发育的砖红壤和浅海沉积物上发育的砖红壤性土、广西宁邕系以上的砾石和铁磐以及坚实网纹状红壤、湘赣第四纪砾石层(湖南的白沙井系)和网纹红壤, 以及千枚岩上含有铁矿的风化壳(南昌)、南京的雨花台砾石和红壤型粘土、成都一带的雅安砾石和红壤型粘土、河南的南阳红壤型粘土等, 说明在早更新世适于红壤发育的湿润热带和亚热带森林气候地区的界限北可达北纬34°左右, 较晚更新世和现代的范围广。

他根据三门系中红色土(含古褐土剖面) 的分布, 证明当时的红壤带以北是温带森林和干燥森林灌木棕壤与褐土带。由于三门系中红色土下部古土壤剖面的颜色略红而土层也厚, 因此, 认为该时期的气候可能有逐渐向寒冷而干燥演变的趋向。这个区带以北的地层中可能由于土壤侵蚀原因尚未发现草原土剖面, 但在内蒙古地区常发现石灰性风化壳, 他推测或许是与草原土的钙积层有关。在内蒙古、新疆、河西走廊等地, 含石膏砾石层(酒泉砾石、西域砾石、套台砾石等)的存在, 他认为当时这些地区是荒漠地带的环境。

3.3 揭示第四纪物质的土壤学烙印

马先生强调, 第四纪堆积物的岩性和成因类型的研究必须考虑到土壤形成过程的作用, 因为无论是何种地质营力所产生的堆积物包括被埋藏的地层因剥蚀而露出地表或海相堆积因地壳上升而变成陆地, 都要受到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土壤。例如华南沿海的浅海沉积物已经发育到砖红壤性土阶段, 原来海相堆积的特性都已经改变; 又如南京的下蜀黄土堆积, 在镇江一带这层的下部仍保留着黄土特性, 即是石灰性黄棕色粉砂壤土, 但是厚约20m的上部, 受湿润温暖森林植物条件的影响, 已经发育到黄棕壤阶段, 而变成黄色和红棕色无石灰粘士, 其理化性质和矿物成分都与原来的不同。

马先生认为, 土壤发生的研究, 对于岩性特性的改变、地层成因类型的划分和岩层的比较有很大的帮助, 因此, 在各种成因类型中, 既要坚持地质学原则, 也要考虑土壤发生演变的过程。从而帮助解决了20世纪50年代编制中国第四纪沉积物简图时,对山区沉积物无法细分的困难。

3.4 提供黄土生成的土壤学依据

马先生在20世纪30至40年代, 就长期在我国黄土区域进行土壤调查, 对黄土的分布、性态及其生成均有独到见解, 他的“中国黄土之生成”一文对黄土起源、中国南北“黄土同源”和从黄士古土壤看黄土形成历史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马先生认为欧美黄土的分布常处冰川的边缘,故外国一些学者曾以其为冰川的产物。在中国西部与西北部, 海拔3000m 以上的高原或高山, 黄土可生成于间冰期, 而在黄河与长江的中下游, 未见末期冰川, 或生成于较老冰川之后, 此种点线分布的高山冰川, 实不能造成如此广厚的黄土。马先生认为, 黄土之来源主为蒙新的高气压干燥区, 由风力所搬运,就机械成分而言, 约有90% 系自沙漠区所吹出。

同时, 马先生提出中国南北“黄土同源”的设想, 将晚更新世黄土概分为华北的马兰黄土、华中的下蜀粘土与成都粘土, 以及两者过渡区的结核性黄土。这种过渡黄土在山东中部、湖北西北部、河南中南部、汉中盆地及陇南山地等处均有分布, 其气候条件与性态介于马兰黄土与下蜀粘土、成都粘土之间,常有红棕色层与富含砂姜的白色钙积层, 其上发育有不同于其他黄土区域的褐土和棕壤。因此, 我们认为, 结核性黄土的分出, 不但丰富了黄土研究的内容, 而且对研究暖温带的湿润和半湿润地区的土壤具有指导意义。

1955年, 马先生等人考察山西离石县王家沟黄土剖面时, 发现了第三纪中新世晚期的三趾马红粘土层。那里的三趾马红粘土层中虽然化石很少, 但地层剖面出露很好, 有的地方可以看到赭红色的红粘土层中夹有暗紫红色层, 是很厚也更为黏重的粘土层, 既看不到沉积层理, 也看不到岩性的变化, 仅见一些钙结核。马先生指着红粘土中暗紫红色粘土层明确地说这是“古土壤层”。当时和马先生一起考察的刘东生先生回忆说: “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 。马生先的这句话虽未见诸于文章, 但却传承下来了, 启发后来的青年人去探索、去发现、去研究, 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被确认为这是风成沉积中的“古土壤”。这就把干旱的风成沉积开始时间, 由二、三百万年, 推前到七、八百万年。这对于研究黄土的历史演化有很大意义。

4 从土壤学发展中意识到“人类世”的来临

如土壤发生学的创立者B.B. 道库恰耶夫指出的那样, 通常在自然条件下, 土壤是在五大成土因素的作用下, 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的。但自从人类活动介入后, 其发展方向和过程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变化。原始人的出现并没有打乱土壤、植物与动物自然进程, 直至新石器时期, 人类开始畜牧业和种植业, 但其对土壤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到了青铜器和铁器时代, 由于人口增加和劳动工具的改进开始对土壤产生影响, 而真正对土壤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 人为作用对土壤的影响, 其范围之广和强度之大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马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 投身于耕地土壤普查的实践, 组织了农业丰产经验总结, 主持了《水稻丰产的土壤环境》的编著。他开始把土壤研究的注意力从经典的五大成土因素转移到人为作用和耕作土壤的熟化过程上来, 在学术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他在总结我国10年( 1949~ 1959)土壤科学成就时指出, “在我国广大的土地上, 除了极高的山地和广大沙漠地区以外, 大部分土壤都或多或少受到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人为影响, 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的进步, 人为因素的影响就愈来愈广泛和深刻。”他接着指出:“耕作土壤受人为因素影响最为深刻, 首先是天然植被为农作物所代替, 并且长期为耕作、施肥、灌溉排水等人为措施所控制, 因而耕作土壤形成过程是在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综合影响下进行的, 而以人为因素为主导, 同时土壤发育方向也起了变化, 不仅量上变化, 而且有质的差别。” 

马先生认为: 1)土壤的耕作改变了成土条件、开垦改变了原生植被、灌溉改变了土壤水分状况、施肥改变了物质来源等; 2)耕作条件下土壤天然的有机质的合成与分解、矿物质的淋溶与积累, 被人为投入和农作物的收获所左右; 3)土壤的自然形成过程逐渐被人为熟化(或退化)过程所代替; 4)由于自然条件、耕作制度、耕作方法和土壤特性不同, 人为过程的内容与方式也各有差别。总之, 他认为: “耕作土壤的形成条件除了自然因素外, 还有人为因素,而当人为因素占主导地位时, 土壤发育方向发生变化....耕作土壤发育方向有了改变, 土壤形成走上了新阶段。”这就是马先生认识耕作土壤和分类耕作土壤的理论基础, 同时明确地指出, 在当前人为作用越来强的情况下, 土壤发育进入了新阶段。

近年来, P.M. V itousek 等认为: 人类对地球改变是深刻的而且在加剧, 并估计地球表面1 /3 到1 /2 的地球表面已被人类行为改造。诺贝尔奖金得主P.L. Crutzen建议将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深刻影响的时期称为“人类世”( Anthropocene) 。这些观点与马先生的观点相类似, 而马先生提出土壤人为发生的观点比他们早了半个世纪。马先生从土壤学发展的实践中比较早地意识到“人类世”的来临。

5 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沤心沥血

马先生十分关心我国的经济建设, 满腔热情地领导和参加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 东北、甘青、内蒙古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综合考察, 足迹遍及全国, 考察了各种类型的土壤及其利用, 为不同目的土壤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因地制宜的措施。

马先生还在研究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长期从事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调查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他任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队长, 组织中国科学院内外人士进行农、林、牧、水、地质、地貌、土壤、植被、土壤侵蚀和社会经济等的综合考察, 在完成自然区划、农业区划、经济区划的基础上作出了这一地区水土保持和合理利用土壤资源以及若干小流域土地利用规划,根据多年经验提出了一系列以土壤、植物和工程三结合为原则的改土治水措施, 为黄土高原整治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后, 马先生任甘青地区土壤资源调查队队长, 通过考察土壤资源, 提出了甘青地区土地资源开发与农牧业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马先生作为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副主任参加和领导了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 作为技术领导直接负责江苏省土壤调查, 并派员参加粤、桂、滇、赣、皖、鄂、青的土壤普查, 总结了农民群众用土、识土和改土的经验, 提高了农民科学种田的水平, 促进了耕地土壤培肥和改良。虽为土壤地理学家, 马先生同样十分重视并亲自参加丰产经验的总结, 他亲临土壤研究所在苏、鄂、赣、粤的丰产试验站检查和督促, 并和陈家坊先生等一起组织和领导了全国劳模——陈永康水稻丰产经验总结。马先生十分重视发挥土壤研究所各学科的综合优势, 针对生产上存在的实际问题, 在广泛定位试验的基础上, 总结不同气候- 土壤条件下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和措施。马先生亲自主持编著了《水稻丰产的土壤环境》( 1961) , 作为中国科学院农业丰产丛书之一正式出版。该书科学水平高,生产性强, 没有任何浮夸和不实之词, 有实际的参考价值, 深受读者欢迎。

土壤地理是土壤学中的一个较老分支, 是地球科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在土壤学为生态环境建设、国土整治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近代物理、化学、遥感技术、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 极大促进土壤地理的迅速发展。目前,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建立、人为发生过程(Anthropogen ises)的提出、土壤制图中3S 技术的应用、SOTER 方法的推行以及土壤全球变化和城市土壤的研究, 都是在马先生等老一辈土壤学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科学是有继承性的, 既要开拓创新, 又不能忘记传统, 我们相信, 马先生所开创的中国土壤地理事业必将后继有人, 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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